12月6日，浪莎股份连发两则公告，浪莎集团在2016年用于质押借款担保的300万股股票解禁，但解禁之后，浪莎转头又将这300万股股票质押给了浙商银行义乌分行。时至今日，浪莎集团已经合计质押了其所持有股份的77.12%。

不过另一则公告显然更受瞩目。浪莎控股称，媒体报道关于浪莎股份扭亏或受益于涉嫌传销业务，不符合公司实际。

“袜业之王”涉嫌传销？这件事要追溯到今年5月。

5月份，在湖北省黄梅县人民法院公布的一份《行政裁定书》中，星图注册浪莎针织因涉嫌组织传销被裁定冻结在金融机构的关联资金账户。据中国网财经报道，“浪莎E+生活馆”明确包含“分享奖”以及“辅导奖、消费奖、占位奖(8层8代收入2%)”等分级销售，销售人员的薪酬奖励或返利也与发展人员数量、级别等相挂钩。

浪莎遭逢变故，或许仅仅是义乌民营企业的一个缩影。

义乌、富豪与债务
1992年，政策之风吹拂，义乌小商品市场更新换代到第四代，其设置的新摊位达7100个，再加上老摊位，一共接近1.4万个。

义乌富豪发家总和摆地摊脱不了关系。这一年，楼仲平决定结束长期以货郎为生的漂泊生活，他在义乌市场租了一个日用百货摊位，开始从事塑料制品的批发生意。仅用两三年的时间，楼仲平就成为五、六百家商户中生意最好的。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看上了毫不起眼的吸管，双童吸管由此诞生。

周晓光夫妇在义乌摆摊的时间比楼仲平更早，他们原本打算赚够了钱就回家种田，然而，小饰品的生意却如火如荼，短短两年的时间，周晓光就赚了十几万。去香港考察回到义乌之后，她开启了第一家饰品店面。直至1995年，新光有限公司在义乌青口工业园区落户。

浪莎袜业的翁氏三兄弟也是从摆地摊开始华丽转身的。翁关荣、翁荣金、翁荣弟花了十年时间代理一个广东袜子品牌，在1995年转型到生产端，创办了义乌浪莎针织有限公司。

义乌独特的经济环境造就了最早一批数量众多的民营企业，而这些民营企业从微弱到庞大，也同样成为义乌走向全国、全球的亮眼名片。2018年3月，周晓光位列“胡润全球白手起家女富豪榜”第26名，登顶浙江女首富宝座；2019年8月，三鼎控股集团同时入围“2019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和“2019中国民营企业制造业500强”榜单。

然而这两家义乌的龙头企业如今急转直下。

8月份，周晓光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了一则消息，表示她将竭尽全力给债权人，给合作伙伴，给新光家人，给上级政府和全社会关心支持我们的朋友一个诚恳的交代。可卖了豪车和豪宅，高达百亿元的债务就像一个大窟窿，怎么都堵不上。

有知情人士透露，“（新光）每年贷款利息都要几十亿，财务成本控制出现了致命的问题”。

周晓光已然令义乌折损重大，没曾想丁志民也步其后尘。先是因一笔116.5万的货款没能及时还上而被告上法庭，随后三鼎控股便触发了3.4亿元债券违约。在一系列的负面消息面前，这位义乌“第二富豪”陷入了流动性危局，而在其急着找寻新投资人的时候，他已被当地法院下发限制消费令。

如今，变故或许也临到浪莎了。

浪莎终究还是卖袜子的

在浪莎对涉嫌传销的回应中，有一点值得揣摩，就是浪莎只澄清了浪莎上市公司并未参与涉嫌传销的活动，而对是否有传销行为却不做解释。言外之意就是，浪莎针织是浪莎针织，浪莎控股是浪莎控股，即使真是传销，也不是我做的。

这种撇清的态度要追溯到浪莎上市之时。浪莎股份在上市前，主要的经营实体为浙江浪莎内衣有限公司，浪莎袜子产品则隶属于浪莎袜业。简单一句话，浪莎的上市主体是做内衣的，不是浪莎整个集团的核心业务—袜子。不过又产生了另一个疑问，那些涉嫌传销的产品，如女士舒适透气护宫收腹内衣、男士磁能量石功能内裤及美体文胸，恰恰属于内衣系列。

浪莎针织和浪莎控股的业务关联颇深，有数据显示，2018年浪莎股份向浪莎针织销售生活馆配套美体内衣1627.54万，占总营收4%。

其实，无论是浪莎针织还是上市公司，终究顶着的是浪莎的牌子。



翁荣弟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透露，2018年浪莎集团整体营收约11亿至12亿元，去除上市公司3.88亿元的营收，去年以袜子为主的部分大约有8亿元营收。浪莎针织依旧是整个浪莎集团的核心，但为何其要冒险打传销的擦边球呢？

而且不止是涉嫌传销，浪莎旗下业务还涉足小额贷款、资产管理、生物技术、新材料、投资及网络科技等，可这些业务的结果不甚理想。

90年代初期，翁荣弟还是个走南闯北的货郎，和两个哥哥倒腾过玩具、相册、袜子等多种小商品后，他们发现卖袜子是最赚钱的。自此后，浪莎这一品牌在义乌的市场氛围下成长起来。然而时隔20多年，浪莎做内衣、做贷款、做生物技术，外界对浪莎的认知还是一个卖袜子的。

实际上浪莎从2001年就开始从单一产品向多元化产业布局，浪莎房地产有限公司、浪菲日化有限公司、浪莎纤维有限公司、浪莎服饰有限公司等企业接连成立。

内衣曾是浪莎集团内部予以厚望的业务板块，如今再看上市公司业绩，最新的三季报中，浪莎股份依然陷在增收不增利的怪圈里，前三季度营收同比微增1.72%，归母净利润却同比下降22.07%。这个时候，浪莎却大量质押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是变相地放弃内衣业务，还是集团资金出现问题，这个我们不得而知。

但有一点可以确认，一旦内衣业务无法维持，也将宣告浪莎集团将近20年的多元化转型彻底失败。

民营扩张“困”在义乌？
2017年12月，周晓光的长子虞江波和森宇集团董事长俞巧仙的千金俞恬伊举行婚礼，婚礼选在了新光圆成旗下地产公司开发的地标建筑—义乌世贸中心，当年6月刚开业，这是整个浙中最高的建筑。而在婚礼宴席中，马云、张近东、王健林等大佬并排落座。

周晓光夫妇当时的风光来自近几年嚎气十足的大手笔。2010年，新光集团以10.96亿元的价格击败浙江绿城、上海东银和美国西格取得CBD核心地块，周晓光将世贸中心的建设全权交给自己的丈夫虞云新；2017年元旦，义乌世贸中心竣工，总占地面积约4.95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48万平方米，总投资60亿元。

但如今这一曾经代表着周晓光辉煌时刻的建筑，已然被义乌接手。

谈及周晓光，其母黄仙兰表示，“我女儿走路走得太快了，她很想做大的”。其实，从2004年虞云新力主新光集团收购浙江万厦地产开始，过快的多元化扩张就已经将他们推向危机的边缘。

无独有偶，浪莎涉嫌传销、剑走偏锋，三鼎控股深陷债券危机，也是根源于多元化，而从主营小商品批发零售到不顾一切的跨界转型，似乎又是一个义乌民营企业向前发展的必然之举。追根究底，义乌的小商品经济正面临瓶颈。

新光集团2016～2017年财报显示，两年间主营业务的毛利率分别从2016年26.36%下降至11.19%。这种情况在义乌并不罕见，有数据统计，2017年义乌115家规摸以上服务业企业中亏损企业达到40家，亏损面为34.8%。成本和费用的增加，挤压了企业的盈利空间，所以，企业经营压力加大，便不得不谋求业务转型。

但可惜的是，义乌大型民营企业的转型之路大多都不顺畅，诸如新光、三鼎、浪莎等行业巨头也因此背负债务或是名声尽毁。

这是偶然吗？未必。

一则，义乌做大的民营企业多是家族管理，新光集团以周、虞两姓为核心的大家族核心成员多达30多人，且他们均在新光集团及关联公司中持股或任职，浪莎、三鼎更是如此，丁氏、翁氏三兄弟连股权分配都极为平均，公司大小事宜皆由家族成员共商。

家族氏企业并非不稳，但在日新月异、瞬息万变的互联网经济影响下，其弊端越发暴露，尤其是他们多元化的业务扩张，和互联网巨头的扩张速度及战略相比逊色许多。

2010年浪莎集团曾宣布进军光伏产业，然而两年过后这种盲目追随高新行业的投资失败；织带行业产能过剩后，三鼎一面大张旗鼓进军房地产和高档酒店业务，一面又办起了小额贷，而2015年又开发了“未来养生休闲”项目。且不说这些项目与主营业务有何关系，关键是公司看似并没有做酒旅、金融的根基，贸然进入必然面临激烈的竞争。

二则，新光、三鼎的危机爆发都来自债券。Wind显示，2019年至今，债券市场违约事件依然频发，违约规模目前已达1179亿元，违约债券只数超过了2018年。而在违约主体中，民企还是重灾区，尤以江苏、浙江、山东等地区的企业最具代表性。

以三鼎控股为例，三鼎控股曾涉及“互持型结构化发债”模式导致巨亏，星图注册并牵涉出私募“代投”利益链等问题，部分个人投资者通过二级市场投资并卷入该事件。

丁志民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曾说过，“我最初的成长来自于鸡毛换糖，我原始资本的积累来自于小商品市场，我的企业根基扎在义乌市场”，然而现在他和周晓光一样，都辜负了这座城。

数十年来，义乌小商品市场一直长盛不衰，即使受移动互联网冲击，其在电商产业甚至是整个零售市场上的根基也很难撼动，不过，随着新光、三鼎、浪莎接连遭逢变故，它正在失去那些曾经最为亮眼的“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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